抢到了就举着盘子冲他喊“同桌你吃不吃”。走到综合楼楼下的时候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六楼——天台的栏杆在逆光里只剩一道黑色的轮廓。
他上了楼。天台的门还是坏的，往上轻轻一抬就开了。地上的防水砖被雨水泡得有点松，踩上去微微晃动。角落里那几张废弃课桌上往届学生刻的字已经被雨水冲淡了——“全省前十”那行铅笔字还在，但已经被一层新的粉笔灰盖住了半截。他在天台上站了一会儿，看着底下空荡荡的操场，看着远处涪江上的运沙船慢慢驶过，看着更远处的山在暮色里变成一抹淡青色的剪影。然后他下楼，走出校门。
经过旧书店的时候，他发现店门开着。老头坐在收银台后面，姿势和九个月前没有任何区别——报纸举在眼前，老花镜架在鼻梁上。林远推开门，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。老头透过报纸上方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把报纸放下来。
“考完了？”
“考完了。”
“报哪儿？”
“京城。”
老头点了点头。他把报纸折好放在一边，站起来，从书架后面翻了一会儿，拿出一本书。不是教辅，是一本旧版的《电子信息工程导论》，封面泛黄，边角磨得厉害。
“这本不是教辅。是一个以前常来我这儿买书的学生留下来的。他毕业之后去了京城那所工科最强的学校，学的就是电子。走之前把这书放我这儿，说以后有人要去京城学这个，就帮他送了。”老头把书放在柜台上，“十年了，总算等到一个。”
林远拿起那本书，翻了翻。书页间夹着一张褪了色的借书卡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学号。名字他不认识，但借书卡的背面有一行很小的钢笔字：“电子工程不是学怎么造芯片，是学怎么把复杂问题拆成一层一层的模块。拆到底，就是数学。”他把书合上，问多少钱。老头重新拿起报纸，头也没抬：“说了是送的。”
林远把书放进书包里。“谢谢您。”
老头没回答。但他翻报纸的时候嘴角有一个很淡的弧度。
晚上，林远接到了苏晚晴的电话。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，但背景里隐约有翻纸的声音——应该也在看志愿填报指南。
“志愿想好了吗。”
“想好了。京城，电子信息工程或者自动化。”
“京城？”
“京城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然后她说：“你是为数不多跟我报同一个城市的人。”
“你之前不知道我要报京城？”
“知道。但确认了之后，还是不太一样。”她的声音没有起伏，但她说到“不太一样”的时候语速慢了一点。她没有解释哪里不一样。林远也没有问。
“专业呢。”他问。
“数学。”她说，“或者物理。还没想好。但不管选哪个，都在京城。”
她顿了顿。“你省诊全省第九。高考成绩出来之后，应该在前六十。只要不出意外。”
“不会出意外。”
“你总是这么确定。”
“因为你不会让意外发生。你比高考还要精确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然后传来一声很轻的笑——不是她平时那种嘴角微微上翘的笑，是真的笑出了声，很短，很轻，像是被话筒捕捉到的一个意外。
“你也是。”她说。
挂电话之前，她说了一句：“对了，我准备跟我爸商量一下专业方向。他认识一个在京城大学教数学的教授，可以问问那边的课程设置。你如果有兴趣，我到时候转告你。”
林远说好。她说回头联系。然后挂了。她的语气从头到尾都很平静，像在讨论一道数学题。但她主动提了她爸，提了京城大学的教授——这些她以前从来不说。她不是一个会和别人分享“家庭资源”的人，这不是因为她小气，是因为她习惯了一个人解决问题。现在她开始把她的资源拿出来，放在两个人中间。
六月二十二日，高考成绩公布。
查分系统开放的时间是晚上六点。但下午三点多，林远的手机就开始响了。第一条是林小鹿的：“我不敢查。你先查，查完告诉我你的分数，我再决定要不要查我的。”第二条是赵凯的：“我已经刷新了四十遍网页了，还是404。你那边能不能打开？”第三条是孙磊的：“不着急，反正分数又不会跑。”
刘建国的电话是下午四点多打来的。不是打给林远，是打给林远父亲的。父亲接电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抽烟，他听到铃声走回客厅，接起来，喊了一声“刘老师”。阳台门没关，林远在自己的房间里听见父亲的声音忽然认真起来，那种认真和平时问他成绩时不一样——是多了一层郑重的、近乎感激的东西。
父亲把手机递给林远，说刘老师要跟你说话。林远接过手机，刘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还是那种很平的、不紧不慢的语调，但今天听起来比平时多了一层松弛。
“林远，省招办那边有个内部预录名单，你的理综考了省单科前十。按省里的政策，单科拔尖可以走破格通道，附加分算进去，你的投档排名至少还能再往前挪两三个身位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涪城一中建校以来，化学和生物的单科状元每届都有几个。物理单科全省前十，十年没出过了。”
林远握着手机，没有马上说话。他想起周国良在高一开学第一堂课上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物理不是最难的那科，但它是走得最远的那科。”那时候他坐在后排，离黑板很远，离物理更远。现在他是全省物理单科前十。刘建国在电话那头没有说“恭喜”，没有说“我为你骄傲”，他说的是——“你做到了。”林远说：“谢谢刘老师。”刘建国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了一句让他差点没握住手机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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