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冷得像铁，“堂堂大明官军，因欠饷而哗变，传出去，朕这张脸往哪儿搁？”
王在晋低头不语。
朱由检看向黄立极：“内阁有什么办法？”
黄立极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按惯例，国库不足时，可由内帑垫支。先帝在时，曾数次从内帑拨银充作军饷。”
“内帑还有多少银子？”
毕自严看了魏忠贤一眼。
魏忠贤立刻出列，躬身道：“回陛下，内帑原有存银二十万三千两。但先帝大行，丧仪花费巨大，陵寝工程也在赶工。目前内帑存银，还有十二万两。”
朱由检冷笑了一声。
“十二万两。还不够辽东一个月的军饷。”
他站起身。
“朕登基的第二天，就跟诸卿谈钱，朕知道这不体面。但辽东的八万将士等不起。诸卿回去之后，各衙门口都自己算一算，今年的开支能削减多少、能节省多少。明日此时，每人给朕报一个数。”
“还有，”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毕自严身上，“户部明日把各省积欠税粮的详细清单呈上来。积欠最多的是哪几个省、哪几个府、哪几个州县，都给朕列清楚。”
“朕倒要看看，是谁在挖大明的墙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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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清宫，暖阁。
朱由检坐在御案后，面前堆着两摞奏疏。左边是各部院衙门递来的贺表，祝贺新君登基，内容千篇一律，朱由检翻了几份就扔到了一边。
右边是魏忠贤刚送来的密折。
密折的内容，是关于天启落水案的最新进展。
保定那边，刘喜的老母已死，死因“失足落水”——与其他几个证人一模一样。这说明幕后之人已经开始清理所有知情人。
但魏忠贤没有放弃。他动用了东厂在保定府的所有暗桩，追查刘喜在离宫之后的行踪。结果显示，刘喜在八月十五日离开京城之后，曾短暂回过保定，但只待了一夜就离开了。村里的邻居说，那天晚上刘喜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但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，像是被什么人接走了。
接走他的人是谁？
魏忠贤的推断是：刘喜手里可能握着什么证据，足以指证幕后真凶。所以有人帮他逃出宫去，但同时又要把这条线索牢牢攥在手里，以便日后使用。
“这倒像是韩爌的手段。”魏忠贤在密折中写道，“韩爌素来擅长埋线。天启四年他弹劾黄立极之前，曾在东厂内部安插眼线，搜集黄立极与内廷往来的所有细节，足足准备了半年才动手。若落水案背后真有他的影子，他一定不会让刘喜这颗棋子轻易暴露。”
韩爌。
朱由检把这个名字写在一张空白的宣纸上。
东林党魁，三朝元老。天启四年被罢官，但门生遍布朝野。都察院十三道御史，有一半出自他的门下。内阁里的施凤来、六部里的好几个侍郎，都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如果落水案真的牵涉到韩爌，那么事情就比想象中更复杂。
韩爌不是贪官。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好，清廉、正直、博学，是标准的“清流”领袖。但朱由检知道，“清流”不代表不搞政治阴谋。恰恰相反，在明末的官场里，清流最擅长用“大义”包装自己的私利。
天启无子。如果天启驾崩，皇位传给信王。信王年轻，可以“教育”，可以“引导”，可以成为一个符合东林党理想的“圣君”。
前提是——要先把信王身边那条叫魏忠贤的恶犬宰了。
“有意思。”朱由检喃喃自语。
韩爌布了一盘大棋。但他漏算了一件事——信王换了一个灵魂。现在的朱由检，不是那个可以被道德绑架的十七岁少年。
“曹化淳。”
“老奴在。”
“韩爌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“在京城府邸。他虽罢官，但并未离京。据说身子不好，一直在府中休养。”
“身子不好？”朱由检笑了笑，“身子不好还能布下这么精妙的局。要是身子好了，朕的龙椅还坐得稳吗？”
曹化淳低着头，不敢接话。
“给朕送一份厚礼，送到韩府去。就说朕听闻韩先生身体欠安，特赐老山参两株，以示慰问。”
“老奴遵旨。”
“还有，”朱由检顿了顿，“让魏忠贤继续查。但不要动韩爌——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朕要先看看，这盘棋上，到底有多少颗棋子。”
曹化淳退下之后，朱由检重新拿起魏忠贤的密折，翻到最后一页。那里夹着一张纸，纸上只有一行字：
“刘喜有个表兄，在宣府镇当兵。八月二十，此人请了探亲假，去向不明。”
宣府镇。
那是九边重镇之一，驻军三万。
刘喜的表兄在宣府当兵，而刘喜失踪后不久，这个表兄就请了探亲假。
这是巧合，还是有人故意安排的退路？
朱由检拿起笔，在“宣府镇”三个字下面画了一道重重的横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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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城，韩府。
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三进宅院，坐落在东城的一条幽静巷子里。门口没有石狮子，没有门匾，看起来像是一户普通富户的住所。但京城官场上的人都知道，住在这里的是韩爌——前内阁首辅、东林党魁。
书房里，韩爌正在写字。
他今年六十七岁，头发花白，面容清矍，一双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。他写的是一幅行书，抄录的是苏轼的《赤壁赋》。
“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……”
门被轻轻推开，一个穿着便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。
“先生，宫里来人了。”
韩爌放下笔，抬起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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