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驾崩的消息，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，激起的涟漪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中扩散。
信王府，深夜。
朱由检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摊着一份名单。这是曹化淳花了两个时辰整理出来的，上面列出了朝中五品以上官员的名字、官职、派系归属。
名字后面，还有简短的备注。
“韩爌，东林党魁，天启四年罢官，现赋闲。清流领袖，门生遍布科道。”
“钱龙锡，东林党，现任礼部右侍郎。与韩爌过从甚密。”
“杨所修，东林党，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天启五年被魏忠贤廷杖，左腿微跛。恨魏入骨。”
“黄立极，无派系，内阁首辅。天启五年入阁，依附魏忠贤。为人圆滑，善于骑墙。”
“施凤来，浙党，内阁次辅。与东林党有旧怨，但不敢公开对抗。”
“……”
朱由检的手指在名单上缓缓划过。
这不是他熟悉的那个大明。在后世的史书里，这些人都被简化为“阉党”和“东林党”两个标签。但此刻坐在书房里，看着这些具体的人名，他知道真相远比标签复杂。
黄立极是“阉党”，但他并非大奸大恶之徒，只是一个懂得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官僚。韩爌是“清流”，但他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，正是导致大明财政崩溃的根源之一。
没有纯粹的好人，也没有纯粹的坏人。
只有利益。
“殿下。”曹化淳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一个穿着青色道袍的中年人。
朱由检抬起头。
“殿下，”曹化淳压低声音，“周延儒周大人到了。”
周延儒。
这个名字让朱由检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。
在后世的历史上，周延儒是崇祯朝的首辅之一，两度入阁，最后被崇祯赐死。史书上对他的评价并不高——圆滑、投機、缺乏担当。
但朱由检记得另一件事：周延儒是万历四十一年的状元，年仅二十岁便名动天下。他能从东林党和阉党的夹缝中一路爬到内阁首辅的位置，绝不仅仅靠运气。这个人，有真本事。
而且，此刻的周延儒还只是一个翰林院修撰，正七品的小官。他还没有被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，还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。
“请。”
周延儒走了进来。他今年三十出头，面白无须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官袍，看上去倒有几分读书人的清矍。
“臣翰林院修撰周延儒，参见信王殿下。”
“周先生请起。”朱由检起身，虚扶了一下，“深夜请先生来，多有叨扰。”
周延儒直起身，目光快速扫了一眼书房。他看到了桌上摊开的那份名单，但脸上不动声色。
“殿下召臣，臣不敢不来。”
朱由检示意他坐下。曹化淳奉上茶，然后退到门外守着。
书房里只剩下两个人。
“周先生，”朱由检开口了，声音平和，“本王记得，你是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的状元。”
周延儒微微一愣，随即拱手：“殿下记性好。臣侥幸得中。”
“二十岁的状元，可不是侥幸。”朱由检笑了笑，“本王在信王府时，便听人说过周先生的才名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这是客套话。但周延儒听到的，不是客套。
他在翰林院坐了七年冷板凳，从状元变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小官。如今新君即将登基，突然在深夜召见他，这绝不是为了叙旧。
“殿下谬赞。”周延儒谨慎地回答，“臣不过是……读过几本书罢了。”
“读过几本书的人很多，但能读明白的人不多。”朱由检端起茶杯，却没有喝，“周先生，本王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“殿下请问。”
“你觉得，我大明的病根，在哪里？”
周延儒的手指微微一颤。
这是一个送命题。
如果他说“阉党乱政”，那就是在站队东林党。如果他说“东林误国”，那就是在讨好阉党。而他不知道新君到底站在哪一边。
“殿下，”周延儒沉默了片刻，开口了，“臣官卑职小，不敢妄议朝政。”
“本王让你议，你就议。”朱由检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，“本王要听真话。”
周延儒深吸一口气。
“殿下既问真话，臣便斗胆直言。”他抬起头，迎上朱由检的目光，“我大明的病根，不在阉党，也不在东林党。”
“哦？”
“在银子。”
朱由检的眉毛微微扬起。他没想到，这个二十岁的状元，一句话就说到了根本上。
“继续说。”
“殿下的王庄，一年的地租收入是多少？”周延儒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。
朱由检想了想：“大约两万两。”
“信王府有多少田地？”
“三千六百亩。”
“三千六百亩地，一年两万两。”周延儒的声音很轻，“可江南的富商，一家织坊，一年便能赚五万两。而朝廷一年的商税，只有三十万两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殿下，这不是病根吗？”
朱由检没有回答。
他知道这个数据。大明开国时，朱元璋定下的商税是三十税一，约为百分之三。这个税率低得令人发指。而且到了明朝中后期，就连这点可怜的商税也收不齐了。
江南的富商巨贾，家财万贯，富可敌国。
朝廷却穷得发不出军饷。
原因很简单：这些富商，同时也是士绅。他们的子弟在朝中做官，他们的姻亲在地方当差。谁敢收他们的税，谁就得罪了整个官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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